才忆菊花黄，忽闻荷叶香。冬云温春雨，炼成竹上霜。过人的天赋与勤学苦练的精神成就了张红阳一代著名笛箫演奏家的美誉。张红阳先生师从中原笛派创始人孔建华，南派笛界领军人物赵松庭，汲取了南北笛派之精华，可谓是南北兼蓄，刚柔并济。其演出不仅在国内反响极佳，且多次出访海外，被海外人士誉为“具有神秘色彩的东方魔笛”。张红阳先生，业已被收录在《中华名人大典（当代卷）》之中。如今，他的学生遍布各行各业，有的学生已颇有成就。他至今仍为自己的愿望：“弘扬民族音乐”而作着不懈的努力。6月6日，张红阳先生因公赴京，本刊记者在张红阳先生百忙之中对其进行了采访。
记者：1983年，您被选拔进入浙江省艺术学校“笛子专修班”，师从笛子宗师赵松庭先生，请您谈一谈，这位大师对您笛艺所带来的改变？
张红阳：如您所问，赵松庭先生的教导为我的笛艺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我认为首先是让我对整体笛子的理念发生了转变，让我了解了什么是南、北方的演奏风格、它们的区分在哪里、如何演奏，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其为我之后的学习及未来的道路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次，赵松庭先生对于笛子基本功训练方面非常严格，从笛子演奏基础的打磨到吹奏细节的控制层层把关，为我日后笛艺的提高及今日的笛子事业夯实了坚实的基础。最后，赵松庭先生的教学非常全面，从基本功训练、作品风格的掌握、笛子理论教学的演奏到笛子制作的理论与实际应用，再到笛子与温度的计算、笛子与温度频率的计算等方面均有所涉猎，拓宽了我的艺术思维。
记者：孔建华先生是我国中原笛派的创始人，赵松庭先生又是南派笛界的领军人物，师承于两位大师，汲取了两个门派的演奏要领，又促成了您怎样的演奏风格呢？在您看来，两种笛派的风格精髓以及所秉承的理念主张各是什么？
张红阳：我在演奏风格上继承了两位大师的优点，可以说，现在的我站在舞台上已不仅是在演奏，更是在享受，享受笛子、享受音乐，感染自己的同时感染听众。我认为我自己的演奏风格主要基于三点：一是扎实稳健基本功；二是对作品充分、全面的表达；三是将风格、基本功与作品融为一体，借由自己深厚的文学功力与文化底蕴，将之展现于听众。毕竟民族器乐不像声乐，有歌词与听众进行交流，我们只能注重每一个音符、音色的串联，加之演奏者通过自己的理解与诠释，来与听众缩短、拉近距离，令听众感受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刻情感，享受音乐所带给人愉悦、调剂的无形魅力。
孔建华先生是集演奏、创作、教学、乐改于一身的音乐家，同时他又是中原笛派的创始人，在我国笛坛中占有显著位置。在我看来，孔建华先生所主张的理念就是“中”，即中性、中和。他以中原为本，海纳百川，兼取各派之所长、之精华，继而形成了既有北派刚劲有力、激越奔放，又有南派诗意典雅、柔美抒情，刚柔并济的独特演奏风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中庸，相反，他的演奏具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浓厚的戏剧色彩及涌动的感情激流，扣人心弦，感人至深。
赵松庭先生作为浙派笛子的开山鼻祖，其笛艺精髓中浸润着十分明显的地域文化，地方特色十分鲜明。但同时赵松庭先生在笛子艺术上又显示出博大精深的艺术造诣，先生的演奏主张“南北兼蓄，刚柔并济”，既有南派的秀美、典雅、华丽，又有北派的粗犷、明亮、刚劲。就这一点而言，孔建华先生与赵松庭先生所秉承的理念与主张是共同的。
记者：众所周知，传统笛子南北两派无论从曲目风格、演奏技法等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您看来，传统两派是否真的显得格格不入？或者说其有着相互契合的契合点呢？
张红阳：千百年来，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的差异不仅形成了北方人耿直豪爽、南方人委婉含蓄的人格特性，也带来诸多其它方面的南北格调之别。就笛子艺术而言，其南北的风韵格调早已深入人心，不难从曲目风格中感悟出乐曲的南北意境之异。就曲风而言，南派风格强调以情感人，以技法细腻见长，风格特点在手法上的体现是颤音、叠音、赠音、打音；北派风格强调气势恢弘，其音色高亢明亮，吐音、滑音、剁音、花舌屡见不鲜。南北两派除了在曲风上的差异，在演奏技巧上也力求秉承各自的传统，二者对气息、风门的控制、应用也各有特色。我认为，南北两派虽有所区分，但却不能说两派格格不入，其也有着相互契合的契合点，两派对音色的控制与要求都是以“纯正、饱满”为首要，其演奏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充分表现乐曲的主题。我觉得笛子艺术要想更好、更快地发展，南北两派要做的不仅仅是要兼容，反而应该是融为一体。
记者：近些年，民族音乐迅猛发展，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氛围，不同的音乐家所秉承的看法、观念的不同，无疑产生了许多学术上的矛盾，您是如何看待音乐家之间的竞争呢？
张红阳：竞争其实是人才成长的必要条件，是形成艺术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氛围的有力推手。就我个人看法来看，在历史上，我们的民族音乐艺术发展相对缓慢，就是因为门派间孤立的态势导致器乐的落后，而当今音乐家之间的竞争，产生了许多不同学术上的看法，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我们不要过多地去抨击新出现的观念，而是应该在继承优秀的传统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将之有机地结合，互相取长补短，毕竟民族音乐、民族器乐的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记者：您不仅是当代杰出的笛子演奏家，还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代表作有倍大笛独奏曲《魂兮归来》、弯管笛独奏曲 《竹吟》、排笛独奏曲《哓春》、低音笛独奏曲《蜀道难》等，我们发现您所创作的笛子作品大多以低音笛为主，那么是否可以说，您对低音笛情有独钟呢？
张红阳：是的，我确实对低音笛情有独钟。在我看来，低音笛的管腔长了以后，其泛音增多，音域较之传统六孔笛子更广、更宽，更能够表达与表现作品，因此，我在创作作品时，更希望在低音笛上做文章。
记者：低音笛对于广大笛子爱好者来说，也许较为陌生，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下低音笛？
张红阳：低音笛，顾名思义，即其音域较之传统笛子低了一个八度，在六孔笛子的基础上，在小指的位置增加了一个笛孔，这也是低音笛在形制上的改变，其打破了传统笛子的形制。低音笛的音色极富特点，委婉、典雅、甘甜、悠远，宛若李白诗篇中所说“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低音笛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大，较之一般笛子都要粗、长许多，其带给观众新奇外形感受的同时，会吸引观众去了解它的乐音，进而令观众从视觉与听觉上都得到充分地享受。
记者：在当下新一轮文艺体制改革的浪潮中，2010年8月26日，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更名为中国湖北编钟国乐团，并正式挂牌，对于现任乐团团长的您而言，请您谈一下当下文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其产生的深远意义？
张红阳：文艺院团的体制改革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其自身的生存状态、创作观念、发展前景都将会影响到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走向与成效。其必要性及意义即在于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提高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艺术素质，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除此之外，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是拥有一个繁荣的、健康的文化市场，文艺团体的生存依赖于繁荣的文化市场，同时文艺团体的发展也有助于文化市场的繁荣。因此，在文艺院团体制改革面对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政府对文化艺术的管理与调控，应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的重塑与市场体系的完善。
记者：新挂牌的中国湖北编钟国乐团是国内第一家以编钟为品牌的民族乐团，成立之初选择编钟作为品牌，您是如何来解读品牌的意义呢？
张红阳：我觉得就编钟乐器而言，其本身即是品牌，湖北编钟的出土丰富了世界的音乐史，证实了十二律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了，而非西方首创，编钟因此被列入了世界八大奇迹之一。我们在传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将编钟古乐与民族管弦乐有机地结合，既体现了编钟的元素，又具备了民乐的基础，基于此，中国湖北编钟国乐团用“编钟”承载自己的品牌。
记者：正式挂牌两年后，与未改制前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相比，都发生了哪些质的变化？
张红阳：与未改制前的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相比，中国湖北编钟国乐团的自主性、独立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经营自主权逐步扩大，深化了内部的运行机制，使乐团的生产与演出机会大大增多，团员得到锻炼，市场化导向得到明显加强，产业化经营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记者：在积极打造编钟品牌的过程中，作为乐团的领导，您是来如何制定既符合市场，又符合大众需求的运作机制与管理体制呢？
张红阳：在我看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现在已经步入了体制改革，乐团青睐的人才趋于年轻化、高学历化，乐团既需要专业的特定人才，又需要复合型人才，使每一个团员都变成复合型人才，进而增强乐团发展、运作的市场竞争力，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的需求。
记者：您教授了许多出色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们当中既有以优异成绩考入音乐学府的在读生，又有在专业上颇有成就，且正在为民族音乐发展而努力的青年演奏家，我们想知道，在教学上您秉承怎样的教学理念，又是以怎样的标准来要求学生呢？
张红阳：经过多年的演奏、研究及教学工作，我逐渐形成了三点教学理念。首先，一定要具备扎实的基本功，我对于笛子基础的学习与基本功的训练非常看重；其次是学习的系统性，借助专业的教材由浅入深的学习，并在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加强乐感的培养；最后是演奏风格的培养，千万不能有门户之见，要广泛容纳、汲取各种风格。至于要求学生的标准也分为三点，一是音准；二是音色；三是在教学过程中传授学生专业理论的理念，强调视唱练耳的训练以及五线谱视奏。
